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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價、城市宜居性對勞動力影響的研究

作者:未知

  摘要:本文將住房部門、城市經濟學中影響勞動力效用的城市宜居性植入到新經濟地理學的CP模型中,通過理論推導,論證了區域房價差異是勞動力集聚的重要分散力,同時發現城市的宜居性對高房價有撫平效應。在政策建議方面,本結論為加強城市宜居性建設,促進勞動力合理流動,助推產業結構向高級化演進提供了理論基礎。
  Abstract: This paper implants the urban livability of the housing sector and urban economics that affects the utility of labor into the CP model of new economic geography. Through theoretical deduction, it demonstrates that regional housing price difference is an important dispersive force of labor concentra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livability of the city has a smoothing effect on high housing prices. In terms of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his conclusion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strengthening urban livability construction, promoting the rational flow of labor, and promoting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to advanced.
  關鍵詞:房價差異;宜居性;勞動力流動
  Key words: house price difference;livability;labor mobility
   中圖分類號:F293.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9)17-0285-05
  0  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鎮化進程快速推進,農村人口逐漸向城鎮集聚。但是,城市的高房價成為這些在城市打工但不能成為真正市民的一個重要的障礙[1]。勞動力集聚是城市經濟增長的一個關鍵因素,而高房價作為必要的生活成本,成為制約農民工市民化的阻力。在“買房置地,有房才有家”的中國傳統文化背景下,很多中國居民家庭背上沉重的按揭貸款。雖有了住房,但是由于房屋的不可移動,因此固化了勞動力的分布,制約了勞動力在城市間的合理流動。勞動力要素的有效流動,是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的基礎。高房價成為勞動力合理流動的障礙,進而制約我國產業結構的優化。
  在過去的十多年里,中國的商品房整體銷售價格持續上漲。四個一線城市更是漲幅驚人,房價年均增幅超過10%。房價的持續上漲引發廣泛的“逃離北上廣”的討論。眾多學者都支持房價是抑制勞動力流入的重要分散力,但是,從我國城鎮化率逐年提高可以看出,城市依然是吸引勞動力的重要集聚地。雖然一線及熱點城市的高房價是大家的共識,且在戶籍制度等嚴格管控方式下,但是常住人口仍然持續攀升[2]。在房價上漲速度遠超工資增長速度的情況下,除了房價,還有什么因素與房價共同影響勞動力的城市選擇決策呢?
  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會議上把“建設和諧宜居城市”作為城市發展的主要目標,宜居性城市上升到戰略高度。目前關于宜居性與宜居性城市的定義仍未統一,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提出的基本理念,一個城市應當滿足以下四個方面要求:一是保證居民人身財產的安全,不發生大的災難性事件;二是提供健康的環境,良好的醫療條件;三是在交通設施方面,能夠提供快捷舒適安全的出行方式;四是提供舒適、便利的生活條件。進一步的研究增加了城市的宜居性應包含可持續性[3]。開展宜居性研究的相關理論基礎主要有,城市人居環境理論、生態城市理論、可持續發展理論、和諧社會理論、安全城市理論和學習型城市建設理論。很多學者都認為,對城市宜居性的內涵理解還是一個不斷發展完善的過程。根據馬期洛的需求層次理論,處在不同需求階段的居民,對于城市的宜居性有著不同的定義與要求,隨著需求層次的提高,對城市宜居性的要求也會不斷提升。從最初的保證基本生活的吃穿住行,發展到環境友好、和諧、可持續,因此城市宜居性的內涵不斷得到豐富。根據馬斯洛的需求原理,當經濟水平提高,人們在滿足基本衣食住行的條件后,更加重視城市的生態環境,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追求更高品質的生活。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勞動力在進行城市選擇時,越來越關注城市應具備居民個人發展的公共服務、基礎設施、人文條件等。
  宜居性研究的對象,可以是城市內部的社區、單個城市、城市群。根據本文的研究內容,本文的研究對象界定為單個城市的宜居性。梳理國內外文獻,眾多學者對城市宜居性的內涵做了比較全面的研究,歸納起來主要包括七個方面[4]:一是健康性,能夠遠離污染,不能用綠地和新鮮空氣換高工資;二是安全性,具備完善的防災預警系統,完善的法治秩序;三是自然宜人性,有綠地、可接近的水域等:四是包容性,尊重歷史和文化;五是生活便利性,公共服務設施健全,醫療、教育、購物等生活設施齊全;六是交通通達性,道路系統完善,通行便利;七是發展性,為個人的就業學習提供發展機會。   1  房價、城市宜居性與工資的內生性關系
  為什么不同的城市的房價水平存在較大的差異?國內外學者從各個角度展開了深入的研究。最初的研究主要針對的是公共服務水平,后續的研究內容進一步擴展,不僅包含醫療、教育、交通等公共服務水平,還包含氣候、環境、就業率、個人發展機會等。
  1.1 蒂布特模型
  Tiebout[5]較早關注人口流動與當地公共品供給關系,并提出了著名的蒂布特模型。其核心思想是,具有消費者和投票者雙重身份的理性經濟人,會根據個人偏好,在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目標下,在獲得公共服務帶來的收益和稅負及居住成本支出之間進行權衡。之后,Oates[6]通過實證檢驗證明,在稅負不變的情況下,房價與公共服務水平顯著正相關。國內的學者基于中國的數據也得到了類似的結論,通過實證發現地方公共支出對房價有促進作用,但存在著顯著的區域差異。
  1.2 空間無套利理論
  根據城市經濟學的空間無套利理論,勞動力在進行區域選擇時,勞動力的工資收入減去住房成本的差被城市的宜居性所補償,即空間對勞動力是無差異的。在城市內部的空間模型中,如果某個區位有特別的好處,那么一定存在著特別的壞處兩相抵消,例如市中心的高房價被短距離的通勤所抵消。在跨城市的空間模型中,高收入為高房價或者較低的便利性所抵消。Roback[7]基于空間無套利理論,構建了特征性定價理論,得出城市宜居性的價值體現在城市住房價格中,也就是說城市的住房價格不僅包含了自身屬性如建筑結構、裝修等,還包含了城市的宜居性。Glaser et al.[8]在Rosen&Roback的基礎上通過把房地產開發商、勞動力、城市宜居性納入一個統一模型中,從理論上論證了住房價格、勞動力實際工資、城市宜居性三者之間存在內生性,城市的宜居性補償了城市住房價格和勞動力實際工資之間的差異。后來的學者多基于Rosen-Roback模型,展開一系列的實證研究,發現氣候、醫療條件、犯罪率、教育資源、就業前景等都是城市宜居性的具體內容。Rapport發現居民在進行遷移選擇時偏好好的氣候環境,通過實證檢驗發現好的氣候顯著增加城市人口密度,也就是說,城市因其所處的地理位置帶來的好氣候有利于促進人口的集聚。Berger et al.[9]利用城市住房價格和工資方程,檢驗轉型經濟中俄羅斯住房市場、勞動力市場、城市宜居性三者之間的關系發現,勞動力實際工資與住房價格的差異可以被體現城市正宜居性的醫療條件、好氣候,以及體現城市負宜居性的城市犯罪率、種族矛盾帶來的不穩定所解釋。通過建立體現消費者不同偏好的住房價格特征模型,實證發現,大城市存在諸如多樣性的商品與服務、好的教育和醫療條件、更多的就業機會等正宜居性,同時也存在著如空氣污染、交通堵塞等負宜居性;一方面,正宜居性可以部分抵消負宜居性,另一方面,城市負宜居性可以通過城市的現代化管理加以解決,因此大城市的宜居性對人口流入有很強的吸引力。后續的研究也得到了類似的結論,居民在進行城市選擇時,大城市更多的就業崗位和更匹配的婚姻市場等對勞動力的流入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而壞的宜居性如通勤成本、污染等對勞動力流入的負向抑制作用有限。部分學者基于勞動力異質性的研究發現,勞動技能水平不同的勞動者對宜居性的偏好程度不同,相比低技能水平的勞動力來說,高技能水平的勞動力更偏好大城市因集聚而帶來的知識外溢性、更好的個人發展空間。
  國內學者利用中國的數據,實證檢驗工資、房價、城市宜居性之間的關系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好的宜居性對人口流入有較強的吸引力。蹤家峰[10]在城市體系的一般均衡Rosen-Roback模型邏輯推演基礎上,基于35個大中城市的面板數據的實證檢驗結果發現,高的名義工資補償了高房價,高的城市宜居性補償了低的城市房價調整工資,高的城市宜居性是促使人們奔向北上廣等大城市的主要原因,從而利用中國的數據支持了房價、工資、城市宜居性三者之間的內生關系。張波等(2006)提出城市價值包含城市的經濟價值、文化價值、生態價值三個層面的內容,并通過實證發現沈陽市商品住宅價格空間分布特征與沈陽市行政規劃空間的各區價值的高低吻合。任宏等(2007)構建了經濟實力和生活質量的12個二級指標,從時間視角的研究發現,房價中城市價值的附加值占比越來越大。陸云龍等(2009)認為住房的價值不僅凝聚了抽象的人類勞動,更重要的一部分是來源于城市價值的轉移。鄭思齊[11]采用中國35個城市的數據研究表明,中國城市居民的確對城市生活質量有顯著的支付意愿,宜居性特征越好的城市,房價水平越高。之后,利用中國84個城市的上萬個微觀家庭樣本研究發現,住房成本的均衡水平與城市的正宜居性正相關,與城市的負宜居性特征負相關;對于技能水平不同的勞動群體,高技能勞動力愿意為居住在擁有更高人力資本,更多綠化面積、道路容量和更少擁堵的城市支付更高的住房成本[12]。
  綜合國內外研究,學者們普遍支持房價、工資和城市宜居性之間存在內生性關系。
  2  擴展模型:植入住房部門與城市宜居性
  在城市經濟學的研究中,早已將城市宜居性作為影響勞動力效用的重要因素加以考慮。基于Krugman提出的核心-邊緣模型(core-periphery model,CP模型),把住房部門和城市宜居性同時植入核心-邊緣模型,探究房價、城市宜居性影響勞動力的流動,進而影響產業結構高級化的機理。假設經濟體只包含北部城市和南部城市,廣義工業部門和住房部門,勞動力可以在兩個城市間自由流動,廣義工業品城市內交易無成本,城市間交易存在冰山成本,住房不可移動。勞動力通過合理配置自身的收入,消費可貿易的廣義工業品、不可貿易的住房以及享有所在城市的宜居性,來實現自身效用最大化。勞動力效用最大化函數采取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形式。
  約束條件為 ,其中,U表示北部城市勞動力的效用函數,?茲表示北部城市的宜居性,CM表示北部城市勞動力所消費的廣義差異化的工業品數量指數,CH表示北部城市勞動力消費的住房數量。PM、PH分別對應北部城市廣義工業品組合價格和住房價格,μ為勞動力在廣義工業品上的消費在收入中所占的比重,W為北部城市勞動力的收入。   最優化后北部城市代表性勞動力的間接效用函數為:
  引入工業品價格指數,得到廣義工業品價格指數為:
  其中,W*是南部城市勞動力的收入,sn表示北部城市的勞動力數量占經濟系統整個勞動力數量的比重,T為廣義工業品在兩個城市間貿易的廣義運輸成本,且T>1。
  將(3)式代入(2)式,得到包含城市宜居性的代表性勞動力的間接效用函數:
  其中, 采取類似的推理方式,可以求出南部城市代表性勞動力間接效用函數:
  其中?茲*表示南部城市的宜居性, 表示北部城市的房價。根據長期均衡條件下,勞動力在城市間流動的決策準則是相對效用的高低,將(4)除以(5),得到相對效用函數為:
  將公式(8)式代入(6)并對等式兩邊求對數,得到:
  對 進一步應用泰勒級數展開后化簡,則公式(9)變為:
  從長期均衡的角度來分析,達到長期均衡時的條件一般是兩種狀態,一是勞動力在兩個城市的效用水平相同,二是所有的勞動力都集聚在一個城市。在這里重點討論的是第一種狀態,即勞動力在兩個城市的效用水平相同,也就是說相對效用水平為1,即U=V/V*=1,因此ln U=0。將公式(10)變形后得到如下形式:
  等式左邊是北部城市勞動力數量與南部城市勞動力數量的比值。因為 ,所以, 可以發現由勞動力效用決定的兩個城市的相對就業人數與相對房價之間存在著穩定的反向關聯,但是與城市相對宜居性之間存在穩定的正向關聯,這是本文在高波等[13]研究基礎上的邊際貢獻。
  可見,城市間相對房價高低,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勞動力選擇在不同的城市居住其住房成本的高低,在工資保持不變或者工資上漲速度低于房價上漲速度時,由于預算約束,促使勞動力流向房價低的城市。但是,除了工資、房價外,城市宜居性也是一個影響勞動力效用水平的重要因素。勞動力在選擇就業城市時,越來越重視一個城市的人文環境和生態環境。包含在人文環境中的公共服務水平、集聚產生的知識外溢、就業的發展空間對勞動有很大的吸引力;包含空氣、水等質量的生態環境對人的身體健康產生影響,也越來越受到重視。因此,城市宜居性的相對提高,對高房價起到一定的撫平效應。這可以解釋我國北上廣深四個一線城市,雖然房價很高,但仍然有大量的外來人口涌入的現象。因此,在分析高房價對勞動力流動作用效果時,要考慮城市宜居性對高房價的撫平效應。
  3  新經濟地理學視角下的房價、城市宜居性與勞動力流動
  3.1 新經濟地理視角下的房價與勞動力流動
  對于勞動力流動的研究,國內外學者展開了豐富的理論研究和實證檢驗。新經濟地理學CP模型通過本地市場效應、生活指數效應、市場擁擠效應從理論上闡述了勞動力流動的動因以及循環累積因果機制。假設經濟系統只有兩個區域,北部和南部;兩個部門,即工業部門和農業部門;兩種勞動力,工人和農民。廣義工業品在區域內交易無成本,在區域間交易存在冰山成本;農產品在區域內和區域間交易均無成本;農民不可以流動,工人可以在區域間自由流動。由于隨機的外部干擾,假設工人向南部集聚,就會擴大南部市場規模;由于廣義工業品在區域間貿易存在冰山成本,因此企業在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動機下向市場規模大的南部集聚,產生本地市場效應。企業在南部的集聚,增加了差異化產品的種類,降低了廣義工業品的價格指數,在農產品價格保持不變的情況下,相當于降低了南部市場的生活成本指數;在工資保持不變的情況下,工人在外部干擾消失的情況下,在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動機下進一步向南部集聚,加大南部市場規模。南部市場規模的擴大,進一步強化本地市場效應,吸引企業的集聚;而企業的集聚,進一步降低南部的廣義工業品的價格指數,生活成本指數效應增強,吸引更多工人集聚。本地市場效應和生活成本指數效應互相作用,形成循環累積因果機制。
  新經濟地理學CP模型在解釋勞動力流動時的欠缺在于沒有考慮影響勞動力流動的一個重要因素,即住房因素。Helpman將住房部門植入CP模型,取代了農業部門,構建了krugman-Helpman模型。該模型中,在外部干擾作用下,工人向北部集聚將產生兩種效應,一是吸引企業集聚的本地市場效應,二是在住房供給受限的情況下,推高住房價格,產生住房擁擠效應。本地市場效應吸引更多的企業集聚,增加差異化產品的種類,降低廣義工業品價格指數,但是住房擁擠效應推高房價,因此北部市場的完全價格指數的升降由廣義工業品價格指數和住房價格共同決定。Helpman由此得出,偏好多樣性差異化產品的工人留大城市但是需要忍受高房價,不能忍受高房價工人則搬到房價低的中小城市。Helpman通過構建krugman-Helpman模型,從理論上分析了房價與工人流動之間的關系。后來的學者進行了大量的實證研究驗證了這一結論。而且后續學者的研究發現,適宜的氣候、好的教育資源和醫療設施、更匹配的工作機會也是吸引勞動力流動的重要因素。
  3.2 城市經濟學視角下的勞動力空間均衡
  空間無套利理論是城市經濟學的理論基石。根據空間無套利均衡理論,空間位置對勞動力是無差異的,因此從長期均衡視角來看,勞動力的工資和空間位置的便利性,再扣除房價后,每個區位對勞動力是無差異的。Rosen&Roback基于空間無套利理論,構建了特征性定價理論,得出城市住房價格中隱含了城市宜居性,也就是說城市的住房價格不僅包含了自身屬性如建筑結構、裝修、樓層、朝向等,還包含了城市的宜居性。Glaser在Rosen&Roback的模型基礎上,構建了包含勞動力、廠商、住房部門的城市體系的一般均衡模型,在城市宜居性、住房數量、其他產品數量的基礎上構建消費者效用最大化的目標函數;在這個模型中,城市宜居性、房價、勞動力工資三者之間存在內生性關系,房價與實際工資之間的差異體現在城市的宜居性上。我國學者基于中國數據的研究也得到了類似的結論,發現居民對高的城市質量有顯著的支付意愿、城市房價與宜居性正相關。   3.3 將城市宜居性植入CP模型
  基于城市經濟學的研究成果,城市宜居性是影響消費者效用的重要影響因素,忽略城市宜居性的影響得到的結論可能是有偏的。因此,將城市宜居性植入CP模型,發現由勞動力效用函數決定的兩個城市的相對就業人數與相對房價之間存在著穩定的反向關聯,但是與城市相對宜居性之間存在穩定的正向關聯。也就是說,高的城市宜居性有助于勞動力的流入,對高房價有撫平效應,即高房價對勞動力的流入的抑制作用部分被城市高宜居性所抵消。高宜居性,一方面提高了適于居住的環境和良好的公共服務,另一方面隱含著更多的就業機會,更好的發展空間,對勞動力的流入產生很大的吸引力。因此,在工資等條件保持不變的情況下,房價持續上漲,推高住房支出占比,高房價是勞動力集聚的重要分散力。根據消費者效用函數,高宜居性通過提高勞動力效用水平,因而對高房價有撫平效應,是城市吸引勞動力流入的一種重要集聚力。
  4  政策建議
  城市宜居性的提高,通過提高勞動力的效用水平,對高房價有撫平效應,可以吸引勞動力的流入,促進產業集聚。城市宜居性水平的高低將影響聚集力和分散力的大小,進而改變均衡結果。在工資和房價保持不變的條件下,邊緣區可能憑借提高城市宜居性吸引勞動力的流入,引發產業集聚,核心區也可能因為城市宜居性的下降而導致勞動力的流失和產業過度轉移。隨著交通運輸和貿易成本的下降,“廣義運輸成本”逐漸接近成本臨界點,勞動力更加重視充分的、均等化的公共資源配置。而在我國城市建設與公共資源的配置是以政府為主導的,城市規模越大,級別越高,越容易獲得大量的公共資源配置,越能集聚人口。因此,加強中小城市宜居性的建設是促進勞動力合理流動,改變城市勞動力供給結構,進而促進產業結構向高級化演進的重要手段。
  4.1 合理配置公共資源、推動公共服務均等化
  從公共服務供給角度,要合理配置公共資源,推動城市群內公共服務均等化。大城市在教育、醫療、文化、就業發展機會等方面明顯優于中小城市,這種公共資源分配非均等化是大型城市房價過度上漲的一個關鍵因素。因此,推動公共服務均等化,逐步取消對大型城市的傾斜與優惠政策,是解決大城市房價持續上漲的一個重要舉措。改變過去各種資源過度集中于大型城市的配置結構,將公共資源合理布局,形成網絡型城市群。以勞動力集聚進一步促進產業集聚,形成集聚經濟的循環累積因果機制,推動產業結構向高級化演進。
  4.2 加強環境污染治理、大力推進綠色產業
  城市宜居性是正宜居性與負宜居性的一個綜合。在提高城市正宜居性的同時,還要加強環境污染治理、維護生態平衡,大力推進綠色產業,降低城市負的宜居性。我國多年粗放式發展方式,在推動經濟增長的同時,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對城市環境的破壞必須加強治理。同時要制定嚴格的環保制度,倒逼企業轉型升級,推動綠色產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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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項目:河北省高等學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京津冀城市群房地產市場高質量協同發展長效機制研究”(項目編號:SD191047);河北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研究課題“雄安新區共有產權房供給機制和政策創新研究”;河北省教育廳2018 年省級研究生專業學位教學案例(庫)項目“《工程經濟學》課程教學案例(庫)建設”(項目編號:KCJSZ2018055);河北省創新能力提升計劃項目“雄安新區公租房建設融資模式與政策創新研究”。
  作者簡介:林永民(1972-),女,河北撫寧人,華北理工大學管理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中國人民大學博士,研究方向為房地產經濟、城市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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